考察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可知英法等国绝大部分商人的发家致富，主要靠的是海外殖民掠夺。革命前的英国虽未确立海上霸主地位，但北至波罗的海，东至中国，西至西印度群岛，南至非州，都已留下英国商人的足迹。同时，还出现了类似东陆公司、非州公司、东印度公司等庞大的商人垄断集团。革命前的法国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早在１７世纪中期以前，法国即已成立了２２个带有垄断色彩的商业贸易公司，拥有许多浩大的商船队。掠夺性的殖民地贸易使英法为数不少的银行家和大商人腰缠万贯，其所拥有的实力已经足以影响整个国家的财政收支，在经济上对封建专制政权形成致命的威胁。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最大部分的财富，组成强大的纳税第三等级，因而敢于而且也有实力同封建主义作比较坚决的斗争。英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虽不如法国强大，但与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结成了联盟，对封建政权来说也是一支颇具威胁而又不得不依靠的社会力量。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情况则与其截然不同。中国商人不可能靠发达的对外贸易起家，只能在清王朝的压抑之下和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夹缝中苦苦挣扎。因此革命前的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英法那样带垄断色彩的商业贸易公司，也没有形成实力强大而又特别集中的商人集团。由于相比之下经济实力十分有限，因而也就不可能对清王朝形成最致命的威胁。如宣统三年清政府财政预算总收入为２９６，９００千两，其中商人缴纳的厘金收入是４３，０００千两，仅占９．４３％(黎澍：《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论会论文集》（上）第１２９页。)。可见中国的商业资产阶级尚未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纳税等级，其生存发展不得不依赖于封建统治者的惠顾，故此十分软弱，缺乏果敢反封建的魄力。

　　英法专制政权和清王朝在工商业政策方面的不同变化，对英法和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态度的差异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英法等西欧国家的专制政权，在革命前的较长时间里一直实行重商政策，而到革命形势成熟时，却一变而为困商扰商，从而激起商人的强烈反抗。清王朝所施行的工商业政策，前后演变则恰恰相反。清初，满族统治者集近两千年来“重本抑末”之大成，奉行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终１９世纪，清朝横压商人的清规戒律仍一以贯之，始终未变。但到２０世纪初年即辛亥革命爆发前，清政府却改弦更张着手推行“新政”，破天荒地打出奖励商务、振兴实业、维护利权的旗帜，第一次正式承认了工商业者的法人地位，这对长期遭受摧残的商人来说无异于一副*剂，似久旱盼来云霓，更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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