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软弱保守的阶级在其中起决定作用。
关于商会这一*表现给革命运动造成的不良影响,迄今未见有文论及。笔者认为,其影响之深刻是不应忽视的。
首先,由于商会从未动员工商业者在财政上向革命提供援助,因此革命党始终无法摆脱经费极度匮乏的困境,多次武装起义都因之遭受挫折。在国内得不到起义所需经费及军械的情况下,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只有飘洋过海向华侨募捐,并求助于外国政府的支援。1900年的惠州起义和1903年的洪全福起义,革命党人即将军械的供给寄希望于日本政府和外国洋行,结果临近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却希望落空,致使原订计划无法施行。孙中山事后曾沉痛地分析一系列起义“皆未能一达目的,无非财力之不逮,布置之未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04页。)。1908年以后,革命党准备酝酿更大规模的起义。为此,孙中山不辞劳苦奔走于欧美各国之间,舌敝唇焦以求资助。但“绕地球一周,所经五、六国,所图之件尚未达最终之目的”(《总理全集》(三)第165页。)。
更为严重的是,经费的拮据还导致同盟会上层领导人之间的分裂,使革命阵营内部暗藏着的分裂危机日趋尖锐。1907年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掀起的第一次倒孙风潮,虽有其深刻背景,但导火索无疑即是起于经费问题。1909年,陶成章也因向孙中山索取经费不成,遂率一部分江浙革命党人开始独自经营,重新打出光复会的旗号,并对孙中山施以人身攻击。
其次,在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革命党人也遇到了一系列困难。由于商会对革命持反对态度,广大资本家也随之站到革命的对立面,革命党即因得不到商会和广大资产阶级在财力和物力等方面的支持,很难在国内公开立足,更谈不上赢得一个比较广阔的地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结果必然导致起义军无法应付外援断绝后的艰难局面,这也是革命党武装起义屡次受挫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另外,由于缺乏根据地,所需军费枪械主要依靠临时从国外或港、澳输入,为利于接济,孙中山等人发动起义的地点只能选在濒临边境之处,并且大多限于广东及桂、滇等省,于是复又引起内地长江流域革命党人的不满。一系列起义失败后,更进一步使部分革命党人产生了沮丧情绪,这些对革命的深入发展无疑是相当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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