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中国商业资产阶级内部，相对而言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又是与封建主义有着更为密切联系的钱业、票号和典当业商人。其所经营的均为旧式金融行业，辛亥革命前性质虽有所变化，但其生存发展仍同清王朝和官僚有着某种唇齿相依的关系。特别是票号，与清王朝关系如胶似漆，其赢利之多寡同清王朝统治的盛衰紧密相关。如势力最大的山西票号，１９１１年前后即因清朝的灭亡相继有２６家宣告破产，从此一蹶不振。钱业同样也有类似的情况。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调换了在苏州担任都督的旧官僚程德全，当地钱商唯恐失去了这一靠山，慌忙不迭地表示：“如都督一变，则苏州之金融必变；苏州之金融既变，则各府州县之金融必变；各府州县之金融既变，则各府州县之商民如婴儿之失乳，如游鱼之失水，不能不相胥而变。”(苏州市档案馆存档：“苏州商会档案第３０５卷。)寥寥数语，和盘托出了他们对封建势力难分难舍的深刻经济根源。

　　然而，恰恰是这中国商业资产阶级中妥协性最大的钱、典、当等行业的资本家，在许多商会中占居重要位置，控制了绝大部分领导权。例如，苏州商会从１９０５至１９１１年共选举了七届总、协理，钱庄商董吴理杲即连续四届出任协理。另曾担任总协理要职的倪思九、张履谦二人，也分别为钱商和典当商(据“苏州商会档案”第１８、６８、１９、３９１卷各届总协理董会员名册。)。沈阳商会自成立到１９１１年，先后出任总协理的７人当中，有４人是钱业商董(刘恩涛：《沈阳商会七十五年》，《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长沙商会的第一任协理、第二、三任总理陈文玮，也是发迹于钱业的富商(见湖南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在湖南》第４６页。)。在各大城市商务总会的会董中，钱业，票号及典当商也占有相当的比例。从《华商联合报》中，我们查到１９０９年下列商务总会所选会董的总人数和所属行业：上海商会总共２１人，其中钱业２人，票号业３人；杭州商会总共２１人，钱业占７人，典当业２人；江宁商会共３０人，钱业有５人，典业有３人；九江商会共１２人，其中钱业６人，典当业１人，占总数一半还多；汉口商会共３６人，钱业９人，典业１人；吉林商会共２８人，钱业占１２人。如果与其他行业的代表相比较，钱业、票号及典当业所古比重无疑最大。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商业资产阶级的主干是大量的中小商人，而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与封建主义关系最为密切、妥协性和保守性最大的钱、典及票号业富商。因此，他们难以象其英法革命时期的西方前辈那样同封建统治者进行比较坚决的斗争，常常是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缺乏应有的起码革命素质。清末商会之所以普遍支持立宪而疏远和反对革命，很大程度上即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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