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新建的国民党虽然人员较为庞杂，但整体上仍然属革命民主派。加入合并的四个政党，基本上是反袁民主势力，有与同盟会合组政党的客观基础。国民公党曾与同盟会呼应，反对袁世凯以监督中国财政为条件向帝国主义银行团借款。在超然内阁风潮中，它反对袁世凯“混合内阁”的主张，要求同盟会阁员“各安其位。”(《中报》1912年6月24日。)国民公党中，不少人又兼有同盟会籍。国民共进会成立后，支持共和，对袁世凯有所抵制。它曾提出北方各省都督应仿照南方办法，实行民选，以防官僚*复活。它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王宠惠、陈锦涛、伍廷芳、徐谦等，或是同盟会员，或与同盟会关系密切。共和实进会在袁世凯策动北京兵变时曾致函严词诘问，在南北商谈北京临时政府如何组织时，它支持同盟会提出的责任内阁制方案。统一共和党在超然内阁风潮中与同盟会一致行动，否决了陆征祥内阁的第一次人选，并揭露和批判了袁世凯以武力胁迫临时参议院的行径。可以看出，这些政党政团虽然与同盟会有分歧，但又都是可以团结、应当争取的力量。吸收这些政党政团加入国民党，扩大了反袁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
其次，在新建立的国民党中，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为代表的民主派仍是核心，仍居领导地位。宋教仁是组党的主持者，孙黄二人对改组积极支持，“主持甚力，并愿取消总理制改为理事制。于将来清理党籍问题，黄克强君并愿完全负责任。”(《盛京时报》1912年8月16日。)曾有一种看法认为，宋教仁的组党活动对立于孙中山的策略，认为孙中山反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但大量资料证明，这是毫无根据的。孙中山虽然没有亲自领导和主持改组工作，但支持改组的态度却很明朗。在解职后不久，孙中山即表示：“必须大众统一成一极大民党，始可监督政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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