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项译书数量加在一起也只占53.67%。可见,多数译著都成于外国人之手,而参与译书的中国学者多数不通西文,主要从事译文的润色工作,在翻译过程中只起辅助性的作用。这种情况到辛亥革命时期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辛亥革命时期,随着新一代翻译人才的成长,中国译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批经过资产阶级*斗争风雨洗礼的新型知识分子开始成为输入西学的主体力量。在这个时期流行的西书绝大多数都是由中国译者翻译的。在反映辛亥革命时期西学传播状况的《译书经眼录》所收录的书目中,中国学者译著者415部,占译书总数86.28%,中外学者合译者33部,占译书总数6.86%,外国人翻译者33部。其中,仅中国学者独译者就占了压倒的优势。这种情况与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所反映的情况相比,形成了巨大反差。这说明,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西学东渐中,中国人已经掌握了输入西学的主动权,成为传播西学的主导力量。这种情况同样表现在近代科技知识的译介中。从事翻译近代科技知识的中国译者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诸如严复、马君武、张相文、丁福保、王季烈、杜亚泉、范迪吉、虞和钦、王学来、徐鸿宝、秦毓鎏、樊炳清、严保成、马叙伦、杨廷栋、杨国璋等,均为译著科技书籍的活跃人物。他们全都受过系统的近代科学文化教育,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较高的外语水平,能够独立地从事科学翻译工作。其中不少人还是资产阶级*运动的参加者和同情者,在思想水平、文化素质和语言表述能力等方面都胜过他们的前辈。正是在这样一批富有朝气的有志之士的努力下,才使辛亥时期科学知识输入的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而科学信息的大量输入,势必会引起国人关于科学理念方面的重大变化。
三、国人科学思想的进步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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