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新的进步：科学传播达到新的规模，传播的途径更宽阔、内容更丰富，并出现了传播主体角色的转换；国人对科学的认识更加深入了，对科学的传播和宣传已经成为在国民中进行思想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传播为进步势力批判封建主义、迷信思想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如革命派就曾以科学道理揭穿鬼魂说的虚妄性，指出：所谓“鬼火”其实是“磷质之发光”。“磷质”不过是构成天下万物的一种普通元素，“西人谓之光药，吾国译之为磷，土中、石中、植物中莫不含之，而惟动物之骨中，含之最多”；“由此观之，鬼火者，磷质之误认物也；磷质者，鬼火之真相也。磷质可于兽骨中收取，是人而可造鬼火矣；人而可造者，是谓人火，岂得谓之鬼火乎！”[26]（第1-5期合订本）这些科学道理的阐述对于鬼神迷信之说无异于釜底抽薪，直接撼动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时期的科学启蒙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展做了不可缺少的思想舆论准备。
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科学传播新局面是多种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无疑是宣传介绍科学的主要力量，始终站在宣传科学思想、传播科学知识的最前列。许多在*圈以外的知识分子也积极从事科学知识的译介工作，其作用不容忽视。此外，清政府在清末最后10年所推行的“新政”中的一些政策措施，如举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奖励发明创造等，对科学传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外国在华的文教机构和传教士在这个时期所做的科学译介工作，尽管由于中国学人中翻译群体的崛起而退居其次，但他们发表的科学著译的数量亦相当可观。然而，这些因素的存在都与辛亥革命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场革命的影响。辛亥革命对封建主义猛烈冲击的震撼，革命派对迷信、愚昧、保守意识的批判所造成的开放、求新、求变的社会氛围和舆论氛围，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各个阶层，为科学传播创造了良好的大环境。这场革命不仅为科学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舞台，而且造就和影响一大批中国自己的科学介绍者、宣传者和研究者，打破了西方传教士垄断译介近代科学的局面，揭开了中国近代科学及科学思想发展的新的一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辛亥革命时期国人的科学思想正处于从传统科学观向现代科学观过渡的转折点。它既把前人对科学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又为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口号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有着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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