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政一变；铅字石印之法兴，士风日辟，而学政亦不得不变。”[19]科技发展不仅关系到工农业生产，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强弱存亡，有人说：“通世界万国，有急剧的战争，有和平的战争，或战以工，或战以农，要莫不待助于理科（案：科学）。是故，理科者，实无形之军队，安全之爆弹也。凡国于斯土者，能战胜于斯，则其国强、其民富；不能战胜于斯，则其国弱、其民贫。”[20]马君武对比了中国与西方在近世社会发展上的巨大反差，感慨地说：“西方以科学强国强种，吾国以无科学亡国亡种。呜呼！科学之光，其期匪古。及今效西方讲学之法，救祖国陆沉之祸，犹可为也。”[13]（《新学术与群治之关系》，P198）为此，学界的有识之士普遍认为在列强虎视鹰瞵、步步进逼的威胁下，中国提倡科学、发展科学，实行科学兴国，刻不容缓。《瓦特传》作者王本祥疾呼：“吾草瓦特传，吾愿吾国民知实业为生产竞争之铁甲舰、开花弹，而理科（科学）又为实业之基本金。急起而实行之，勿贻后日不能自存之悔也。”[21]各级学校开设自然科学课程、宣传科学的重要性、开展科学研究等做法，就是国人在当时为振兴国家、救亡图存而做出的谋划。
4.深入阐述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
科学与民主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核心内容。大致说来，中国人接受近代科学早于接受近代的民主理念。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魏源以及后来的洋务派已经表示了对科学的赞成。中日甲午战前的早期改良派及戊戌维新派鉴于洋务派片面提倡科学而拒绝民权的弊病，在提倡科学的同时又提出兴民权的问题，初步把科学与民主联系起来。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在辛亥革命时期有了更为明确的表达。
许多革命派志士都经历了从科学到民主、科学与民主并倡的思想发展历程。孙中山早年曾系统钻研过自然科学，荣获医学硕士学位。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看到，由于清朝的腐朽统治，国家没有民主，使得“新器之创造，新学之发明，人民以惕于死刑，罕敢从事。是故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16]（《伦敦被难记》，P51）他认识到：要救中国，光有科学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民主来做保障。为此，他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进行革命。革命派的科学理念更加鲜明，对民主的追求超越了康有为等改良派所固守的君主立宪，以民主共和制度为奋斗目标，把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提高到新的水平。在革命派看来，迷信与专制是阻碍中国前进的两大障碍，要反对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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