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宗”，即逻辑学和数学。间立科学“分力质两门”，“力如动静二力学水学声学光学电学，质如无机有机二化学”。及事科学是指“治天地人物之学也”，包括天文学、地质学，“人有解剖，有体用，有心灵，有种类，有群学，有历史，物有动物，有植物，有察其生理者，有言其情状者”[17]（《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P130）。在严复提出的这个科学系统中，以逻辑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包括了应用科学、思维科学和各门社会科学。沟通自然与人事的是群学，即社会学，因为“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惟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17]（《原强修订稿》，P18）。在他提出的这个科学体系中，社会学居于较高的层次。
其三，从方法论的角度界定科学。西方近代科学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一系列科学方法的运用推广。严复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就强调过这个问题，指出：实验法是西方科学发展遵循的一条根本法则，“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17]（《原强续篇》，P45）。辛亥革命时期，严复出版了他的译著《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逻辑学，尤其强调归纳逻辑的重要意义。在此风影响下，一批讲逻辑学的译著先后问世，如《辨学》（王国维译）、《论理学达旨》（林祖同译）、《论理学纲要》（田吴ｚｈàｏ＠②译）等书，对于国人讲求科学方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马君武就认为，逻辑学（时称论理学）是“科学之科学”，指出：“盖各种科学皆须以论理学分析之，查其元素之微，明其聚集之故，究其连合之因，考其组织之序。故论理学者，实凡百科学之科学也。”[13]（《弥勒约翰之学说》，P146）严复不仅提倡“以事验理”的科学方法，而且还倡导“黜伪而崇真”的科学精神。在他看来，“汽机兵械”、“天算格致”不过是科学中之“形下之粗迹”，而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才是科学系统中的“命脉”和精华。因为“明者著论，必以历史之所发见者为之本基。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内籀归纳之术，而后可存”[18]（《民约平议》，P337）。
3.进一步认识科学的重要性，呼唤“科学救国”
当时的先进分子强调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主张走科学兴国之路。他们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世界各国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变化，“航海之术兴，而内治外交之政一变；军械之学兴，而兵政一变；蒸汽、电力之机兴，而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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