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文学社的领导成员大多是贫苦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军士兵。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大多是归国的留日学生。这种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历，使他们之间难免存在一些隔阂，在酝酿合作时就明显地表现出来。

　　第三，这两个组织的成员虽然都几乎遍及湖北新军各部，但在军队中的主要据点各有侧重。从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到文学社初期，都是以第四十一标为活动基地的，接着发展到第四十二标，这两个标都属于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共进会把活动重点转向新军后，得到同盟会资助，由邓玉麟在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作为联络新军的场所。黄土坡位于炮兵第八标和工程第八营驻地之间，“为军队出入必经之小街”，新军士兵过饮时“酒酣耳热之际，邓君微示其意，咸慷慨激昂”，“由此加盟者日多”。(居正：《辛亥札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14页。)因此，共进会的力量在工程第八营和炮兵第八标中最强，它们都属于陆军第八镇。

　　第四，文学社长期埋头在湖北新军内部工作，对外联系很少。“因为文学社鉴于日知会失败，由学界无赖分子贪赏告密所致，所以他们的组织专争取同伍之人，埋头苦干，意欲将新军中除满人与官兵外，全体运动成熟，一举而拔赵易汉，所谓‘抬营主义’，是不欢喜与外界周旋的。”(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9页。)尽管它受同盟会很大影响，却没有和同盟会本部发生什么联系。它的经费，沿袭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的传统，靠社员每月捐献本人薪饷的十分之一，自然不会宽裕。共进会本部在日本成立，它的领导成员原来大多是同盟会会员，所以和同盟会关系密切。1911年2月，黄兴策划广州“三·二九”起义时，写信给共进会的居正：“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黄兴：《致居正书》，《黄兴集》第34页。)同月，谭人凤奉黄兴之命到武汉，给了居正、孙武活动经费800元。(谭人凤：《石叟牌词》，《谭人凤集》等364页。)刘公也资助了共进会活动经费5000元。在这方面，它比文学社的条件要有利些。

　　它们之间还有些其他不同，如文学社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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