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也是在会议上临时推定，“一以学识名望为选任之标准。盖当日用人行政，元洪尚少主张，亦无实权，在当日同志，但期事功之必成，初无名利之企图。大率重要职任多出于会议之选举或推举之。实具民主之雏形。惟须经都督与重要人员之推荐，或同志之介绍，尚无任何畛域之见、故当时不属于革命党籍，或自外志愿来投而高居位者，不一其人。”(胡祖舜：《六十谈往》，《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81页。)这样做，好处是能多团结各方面的力量。问题是革命党人并没有能力保证自己在新政权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更没有能力教育和改造那些原来属于旧营垒的人，以至避免那些心怀异志的旧势力混入新政权内，逐步窃取革命的果实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三、湖北军政府成立后，权力是否立刻落入黎元洪、汤化龙的手里？
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仅仅有革命的军队和起义的胜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起革命的政权，把革命的变革继续推向前进。这样，革命的成果才能巩固下来。
武昌首义时的革命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起义第二天，他们就把黎元洪推为湖北都督，任湖北立宪派领袖、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总参议。他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提高黎元洪的威信。特别重要的是：10月15日居正把汤化龙、黄中恺起草的《武昌军政府组织条例》提交都督府中革命党人讨论。他把这个条例说成是“同盟会本部所拟者，免各同志怀疑”(居正：《辛亥札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54页。)，向大家说：“孙先生在海外研究革命多年，诚恐一旦起事无所循依，故预定条例。今闻武昌同志起义，特遣某赍此稿回，俾众遵守。”(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第10页)这样一说，《条例》便顺利地通过了。它规定：都督是唯一的领导人，军事和民事都由都督统辖。黎元洪随即委汤化龙为政事部长，所属各局负责人都是同革命党毫无关系的立宪派人。孙武自任军务部长，迁出都督府，另觅房屋组织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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