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在当时还只是一个开始，不能作过高的估计，不能认为这一下权力都已落入黎元洪、汤化龙等人手里。武昌起义后，原来的旧军队和旧政权都已土崩瓦解，一切都是重新组织起来的。各级军官和官吏大多由起自下层的革命党人充任。他们中许多人在革命胜利后很有点洋洋得意、不可一世，彼此间常常互不相让，对黎元洪这个被扶上马的都督不那样事事听从，至于对汤化龙等就更不消说了。他们在军政府中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一股力量并不是那样容易受人任意左右的。

　　汤化龙原来把极大希望寄托在通过《条例》这件事上。当《条例》正式颁布、由他担任政事部长并指定原立宪派人担任各局局长后，满以为大权从此在握。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象他所想象的那样。由于他野心太大、过于揽权，革命党人对他的不满越来越表面化了。有的人更加直接了当地向刘公提出来：“同志们都在军事方面工作，对于*方面完全由汤化龙一手包办的；政事部内所设各局概是老官僚和立宪派，不能与军务部取得联系，将来难免不为他们所卖，值得注意。”(朱峙山藏札：周鹏程的信，《湖北文史资料》第四辑，第173页。)这个问题确实引起了革命党人的重视。他们先给政事部和各局增派了一些副职，既起监视作用，又准备将来接手。10月25日，他们又召开会议，索性决定撤销政事部，将所属各局改为内务、理财、外交、司法、编制、交通等部，只给汤化龙保留一个有名无实的编制部长的闲差，弄得他十分没趣。到汉阳失守时，汤化龙就悄然不告而别，前往南京另谋活动。他在湖北军政府中并没有掌握到多少实际权力。

　　政事部被撤销后，新设各部的部长大多由革命党人担任。“自军政府成立后一月，湖北*重心，在内务、理财两部。”(朱峙山：《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第150页)而内务部部长杨时杰、理财部部长李作栋，都是原共进会的核心人物。

　　整个军政府的重心仍在军务部。军务部长孙武，副部长蔡绍忠、张振武。大权全在孙武、张振武两人手中，他们都是共进会的。蔡绍忠不是革命党人，原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生，在湖北督练公所担任过主管军械的兵备处课员，在军务部中没有什么实权，不久就辞职而去。孙武在湖北革命的准备时期，勇敢泼辣，不屈不挠，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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