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但在他们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后，新的问题却产生了：军营中秩序渐趋混乱，指挥难以统一，使熊秉坤极感困难。中国的军队本来靠封建式的森严的等级制来维系。这种旧的指挥体制一旦瓦解，又无法立刻建立起足以替代它的新的体制，于是，出身于小生产者的士兵中的无政府状态立刻泛滥起来。熊秉坤后来回忆说：“盖军中生活，士兵以官长为依附。此时既无官长，士兵不免放纵，秩序渐见凌乱，较之发难时之指挥如意，已截然不同，盖士兵临时加入者居大多数也。士兵在防地上条陈大发议论。如清方窥破此中消息，派兵袭击，其危殆可胜言哉！”(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38页。)熊在军中本是个正目，相当于班长。“中国之处专制压迫之下，社会封建思想固甚深厚，军队尤为典型。熊秉坤虽为一营总代表，而其地位与众无殊，其势指挥不能如意。”(胡祖舜：《六十谈往》，《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75页。)发难时，一呼而起，可以造成巨大的声势。到要正式指挥作战时，别人就不那么愿意听从了。
正好这时，巡哨的士兵在楚望台西南城墙附近搜出工程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队官相当于连长。士兵们立刻喜形于色，要推他为总指挥。熊秉坤找各队代表商议，多数人不赞成，但局势紧急而又别无良法。为了发挥全军的攻击精神，只得随从士兵的意愿，举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处在参赞和监视的地位。吴兆麟早年参加过日知会的活动，同进步人士素有交往。他参加起义军，不仅使军中一时有了重心，把秩序稳定了下来，并且以他的军事学识使起义军的指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在当时是有好处的但他毕竟是个旧军官，对旧势力的妥协性大。由他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并逐步得到党人的信任，就为后来黎元洪得以逐步攫取湖北军政大权创造了重要条件。
等到武昌全城底定、湖北军政府准备成立、需要推举都督时，吴兆麟显然也不足以号召了。那时，革命党人在认识上是比较幼稚的，所要推翻的只是那个清朝政府，把它推倒了，只要表示赞成共和的汉人似乎都是一家人了。于是，在他们看来，“旧日官僚、政客、进士、举人都富有经验学问，而自觉能力薄弱，资望不够，盲目赞同。参加咨议局会议桌上之官僚政客，其声价反比多年革命老同志为高。”由于建立的是军政府，他们认为：“中国人心理重视偶像，军人尤其重视军阶地位，倘不以一有名望的人出来号召，则不易成功。”(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72页。)正是利用革命党人心理上的这种弱点，黎元洪就容易地被推举为湖北都督了。
其他各种机构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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