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存在的差别，有正面的效应，也有负面的效应。从积极方面说，正好起互补的作用；从消极方面说，又难免存在一些隔阂和磨擦，使湖北的革命力量难以完全精诚团结地统一行动。

　　在双方联合过程中，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感就曾明显地表现出来。由于彼此的革命目标是相同的，武装起义的行动又迫在眉睫，在刘复基、邓玉麟等推动下，终于实现了联合。但由谁来担任总的领导人仍难确定。最后只能推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为军政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为总理，专管民政。“关于全体重大事件，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决处理”，“这样划分，职权极不明确，究竟谁指挥谁，也未加以规定。不过当时只有这样划分，才能使三人的矛盾暂时得到统一，事实上三人从此形成了各不相下的恶劣局面。所以武昌首义成功以后，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渐发展，才被立宪党人钻了空子，为黎元洪造了机会。”(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27页。)。

　　武昌起义爆发后，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组织都无形消失，但原有的历史联系依然存在，引发了一系列的新的矛盾汉口和汉阳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原来几乎全是文学社的，还设有文学社阳夏支部。汉口光复后设立军政分府，以文学社重要人物詹大悲任主任。湖北军政府一些人“恐其权过重，功过高，有尾大不掉之虞。乃决意取消军政分府，改为支部长，专管政事，另委张景良为临时总指挥，来汉布置一切。惟大悲不悉内容，尚力请兼理军事，殊为可怜。”(胡石庵：《湖北革命闻见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42、43页。)这类事自然增加了双方间的不睦。汉阳兵工厂的军械，汉口军政“分府要多少就给多少，对于武昌军政府则不完全供应。”(卢智泉、温楚珩：《记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军政分府》，《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51页。)以后，清军南下，先后攻陷汉口和汉阳，使文学社的力量又受到重大打击。原来驻守汉阳的宋锡全部，在清军进攻面前，突然做出率部退往湖南的错误行动。这次撤退，是同原文学社副社长工宪章、阳夏支部支部长胡玉珍商量过的，可能也反映了它们之间的这种矛盾。

　　以后，已担任湖北都督的黎元洪就利用原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这种矛盾，施展纵横捭阖的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