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容闳有许多言行与民主革命派相一致，备受孙中山称许。容闳在中外反动势力剿杀义和团之时，颇有感慨地称赞义和团运动为中国民气的代表，体现了中国人民誓死反抗外来侵略和争取民族生存的民族革命精神。容闳希望后来人能把旧式民众运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说明，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民众运动，给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极大的鼓舞和启导。这种认识观的必然结论是：“民心可用”，“民气之不馁，民心之可恃也。”（同上书第2卷下册，第1071页）1904年，《东方杂志》发表题为《论中国民气之可用》的专论，号召“上下一心，乘此未衰之民气，团结之，鼓舞之，因势而利导之，以守我疆土，强我种族也。”（同上书第1卷下册第939页）可见，他们都把“民气”看作是反帝、排满和中国复兴的希望。
（二）民众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一国之主人，或曰下等社会是革命事业之中坚。20世纪初普遍高涨的“民变”使革命派清醒地认识到平民群众或下等社会在革命中的地位和力量。《民族主义之教育》一文中说，中国经营革命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等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同上书第1卷上册，第408—409页）《去矣，与会党为伍！》一文更深刻地阐述了这种观点，明确地指出：“革命主动，首推平民。此东西所共见”；“在今日论中国革命”，不论是*革命，抑或社会之更新，“事之前躯，舍平民揭竿斩木之外，更无他道。”（同上书第3卷，第189页）显然它把民众的武装斗争（起义）视为革命与改革的动力。文章进一步鼓吹：“无政府革命，直以平民之力，挺击王庭，锄刈豪右兼并之家。既革之后，仍以平民之力，组织各尽其能各取其需之社会，不使有以人治人之法、以人役人之政。”（同上）显然这是鼓吹以平民之力量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而建立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社会。革命的激进派朱执信说：“中国革命运动之力，不出于豪右之族”，“而出于细民”。（《朱执信集》上册第189页）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在《悲佃篇》中宣称：“然欲籍豪富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754页）《中国白话报》发表的《做百姓的身份》一文亦认为：“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体全是我们百姓的事体。”（同上书第1卷下册，第921页）很显然，这话是在启导人们认清：“百姓是天下的主人”而积极地承担起主人的责任。《中国白话报》发表的《国民意见书》认为，“若说起革命的英雄，头一个是陈涉，他也是种田出身的，第二个是刘邦。”而且明白地宣称：“天下只有穷人有革命的资格，其余都够不上。”（同上）《湖北学生界》发表的《学生之竞争》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同上书第1卷上册，第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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