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基础的会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并与革命党人实行联合，接连发动武装起义。湘赣会党“自称为革命军”，“旗书革命军及洪福齐天等字样。”（《辛亥革命》〈二〉第492页）浙江党会自“癸卯（1903年）以后，受革命党人之运动，遂易排外宗旨而为排满宗旨。”（《辛亥革命》〈三〉第19页）四川会党成员加入同盟会者尤多，成为历次民众起义和同志军起义的骨干力量。在革命派的宣传教育下，使会党“知道革命大义的各码头都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武昌起义后，各地会党起义“风起云涌”，犹以南方诸省和陕西等地最活跃，或联合革命党人武装起义、夺取地方政权，或威逼旧官僚与立宪派宣布独立，并左右地方行政；或烧洋行、教堂；或惩治贪官污吏与劣绅……，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支援了武昌起义，促进了各省的光复，激发了民众的斗争热情，显示了民主革命的“主要支柱是农民”。可见，各地农民运动已明显地接受民主革命的影响，开始接受资产阶级领导，使之成为民主革命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是，革命派的民众观及其实践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和难以克服的缺点：
第一，由于革命派的成分复杂和认识不一，加上组织上缺乏真正的统一，而使他们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不尽一致，或一时认识上一致而行动上不能持久统一。有的革命党人深入社会底层发动起义，有的则表面上承认民众的力量及其正义斗争，而实际上却惧怕民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声称“自然的暴动，无益于国家，固亦吾人所深虑者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466页）；而力主有“秩序的革命”（同上）。所以，当各地劳苦大众积极响应武昌起义而普遍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时，革命党人却惊慌失措，有的则站到了民众运动的对立面。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革命派日益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高举“去矣，与会党为伍！”的旗帜，积极借助会党的力量进行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武昌起义后则处处防范和压制会党反封建斗争，各地新成立的军政府大都把会党视作“危害”地方的恶势力而加以镇压、打击。武昌军政府就曾派兵驱杀、捕捉活跃在武汉附近各州县的江湖会党势力，形成革命派与会党尖锐对立的局面，他们几乎把“与会党为伍”的旗号丢个净光。他们虽然把会党视为“平民的代表”，但对会党并不信任和依重，认为“各会党只可联合，不可依为心腹”，（《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08页）过分夸大了会党的消极面，而又缺乏必要的改造方法。他们日益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嫌弃会党，而迷信于专恃兵力取胜，从而背离和扭曲了革命派的民众观。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