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派认为，民变四起实由封建剥削繁苛和外国侵略加深所引起；民变证明平民及其代表——会党，富有强固的团结力，会党之势力足以左右中国之社会。因此革命派应当到民众中去寻找力量，尤其应当联络会党。20世纪头10年间的民变多达三四百次，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所谓“民变”是指人民大众自发的反抗运动。民变的形式多为“抗捐”、“闹教”、“抢米”等等。当时经常发生的“兵变”多因“噪饷”所引起，实为民变的一种特殊形式。正如时论所说：“兵亦民也，而兵变之原有一名曰噪饷，噪饷与抗捐同理。”（同上书第1卷下册，第947页）时论指出，所谓“抗”和“闹”是封建统治者对人民自发反抗斗争的蔑称，“皆文牍所加之恶名也”。（同上）清政府为筹措大赔款和举办新政的经费而肆意搜刮，贪官污吏和劣绅则乘机敲诈勒索；教会势力亦公然向民众讹诈和索赔，条条绞索把人民置于死地。《国风报》在《论莱阳民变事》中指出：“洎乎开办地方自治，地方绅士借口经费，肆意苛征，履亩重税，过于正供。间架有税，人头有税；甚至牛马皆有常捐，悉索敝赋，民不聊生，绅民相仇，积怨发愤，而乱事以起。官不恤民，袒助劣绅，苛敛不遂，*刑以逞，而乱事以成。”（同上书第3卷，第653页）时人形象地指出：“官逼民变，绅逼民死。”（《辛亥革命》〈三〉第375页）

　　所谓“闹教”，是民众自发的打击教会势力的活动，带有很大的盲动性和破坏性。但起因大多因为教会教民为恶地方，而封建官府一味袒教抑民所致。时论说：“今日之局，几几一教民即可代表一外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48页）常受教会欺压的民众“犹恶外力之伸张而思拒之”，愤而打击教会势力，当具有反侵略的性质。

　　资产阶级革命派经历抗捐、闹教和保路运动等斗争，深深同情民众的悲惨处境，敬佩民众的斗争勇气，并初步认识到中国人民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之下，最可贵的是人民团结一致，英勇反抗。因而他们特别推崇会党的团结精神。正如时论所说：“我国民实立于两敌之间：外人挟政府以制我国民，政府复挟外人以制我国民。”（同上书第3卷下册，第106页）而且已看到在这双重重压之下，“中国平民之能力足以与有为者，则在乎其富于团结力”。（同上书第3卷，第189页）正是民众这种牢固的团结力而使“秘密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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