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传统*体制”，系指自秦汉以来，中国“霸王道杂之”，融儒、法两家意理所发展出的一套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和“大一统”的帝国体系。在这一帝国体系中，君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这一帝国体系又实行“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儒家思想提升为国家意理，渗透到国家制度之中，君主不仅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且是作为教主的“圣王”，负有解释法律、教化社会的责任。世袭的“普遍王权”与崇高的“教主”地位相结合，构成专制皇权的合法性基础，万世一系，牢不可破。对此，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有深刻的洞察，他认为：“（在中国）世俗权威与精神权威均操纵在一人手中，其中尤以精神权威的力量至为强大”（注：马克思·韦伯：《中国的宗教》，纽约自由出版社1964年版，第38页）。在他看来，中国的君主犹如一位教皇，　　　　中国的皇帝是运用真正意义上的卡里斯马型权威　（Charismatic authority）进行统治的。 在行政意义上，中国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官僚制度“具有精密的专门化和职能区分，并由职业官僚遵照高度理性化并有案可稽的成规及先例进行管理”（注：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1、59页）。

　　由于中国传统*体制与小农自然经济具有高度的相适应性，因而在*秩序上为早熟的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提供了制度保证。但从现代*角度看，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也有其致命的缺陷。首先，这种集权的行政官僚体制仅仅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的广大基层社会则由士绅加以间接地控制，实则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悖论：一方面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和行政的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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