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民国的建立，意味着传统专制皇权官僚体系的崩溃，但却并不标志着新型现代国家体制的最终建成。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仅仅是范围有限，为时极短的民主共和实验。以世袭皇权为标识的旧的合法权威倒台后，没有新的合法权威来填补这一*真空，中国仍一直处于一种“国家危机”或 “权威危机” （　 authauthoritycrisisity　crisis）之中。 被袁世凯所篡夺的“民国”实质上是一个“军绅政权”（注：《军绅政权》系加拿大华裔学者陈志让先生的一本名著。），新的中央政府仍只徒具形式。革命之后，“县款不解省，省款不解中央”（注：《大借款与财政的将来》，载《庸言》卷，第13—14页。）成为极普遍的现象，“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志士蔡济民的诗句，正是对袁世凯借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无情揭露。在“共和”的招牌下，国家实际陷于军阀割据和长期分裂状态，持续的*衰退导致现代化迟迟走不上轨道。

　　正由于辛亥革命后“民主建国”、建立现代型国家的任务并未实现，所以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仍把重建国家当作最主要的目标，并为此而进行不懈的理论探索，终于在其晚年构筑成了在中国建立现代新型国家的较为系统、完整的理论学说。这一理论学说不敢说是绝后的，但至少是空前的，实乃我国实现*现代化的一座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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