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由于实行“政教合一”，中国传统*观念中，完全不存在西方式的“耶稣的归耶稣，凯撒的归凯撒”这种*理念，也不存在类似西方教会的与国家相平行的社会组织形式。尽管从理论上说，存在一个与“政统”相并行的“道统”，但又如余英时先生所说：“道统是没有组织的，道的尊严完全要靠它的承担者——士本身来彰显”（注：余英时：《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84年版，第79页）。

　　再次，中国传统官僚体制所能维持的，实际上只是较强的*统治和较高的行政效率，简言之，即集中在“治人”或“人治”上，在经济方面却主要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任其自然发展，“管”与“卡”多于疏导和组织，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和经济管理职能都是十分薄弱的，发育并不充分。这在自然经济为主的小农经济社会中可能尚能应付自裕，但在“商战”剧烈的近代社会，就显得左支右绌，无法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了。正因为如此，诸如韦伯和布罗代尔这样思想深刻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均不约而同地将中国没有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首先归结为其*制度的阻梗（注：布罗代尔的论述，参见《资本主义的动力》；韦伯的论述，参见《中国的宗教》）。

　　迄至清代，秦汉二朝所创制的传统集权*体系持续两千余年，不仅没有根本性的变异，反而因满族的异族统治而变本加厉，即令平庸如嘉庆帝者，也“乾纲独揽”，控制严密，“令出惟行，大权从无旁落”（注：梁章钜：《枢垣纪略》卷14，引自周积明：《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于是，在西方强有力的挑战之下，专制集权*制度所固有的种种弊端，完全暴露无遗。最明显的例证，即在于这种传统*制度既无法有效地加强国防，动员民众，抗拒外敌的入侵，也没有能力汲取足够的财力，将国家导入经济现代化的轨道，与外人展开激烈的商战，反之，却在历次对外战争中一次次惨败，一次次以割地赔款告终。历经两次鸦片战争的奇耻大辱后，冯桂芬指出中国不仅仅是在军事器械方面不如西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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