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者，十九世纪之产物，而亦其主人翁也。维也纳会议成一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大过渡，乃法国第二革命起，而全欧之机大动，而奥意战，而德奥战，而奥匈战，而德法战，而东方问题，而爱尔兰自治。及其将终，而莫阿之役，美西之役，日本之维新，义和团之扰乱。落落诸大事，无一非由是民族主义者磅礴冲击而成，故一部十九世纪史，即谓民族主义发达史可也（注：《民族主义论》，载《浙江潮》第二期）。

　　无论当年的爱国志士对近代民族主义的解释是否正确，但孙中山受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启发，以此作为在中国构建现代化新型国家的起点，却是不争的事实。190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对留日学生演讲， 便首次提到了通过鼓吹民族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思路，说：“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实为可叹！”（注：《中国应建设共和国》，见《国父全集》第3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1年版，第3页。）

　　建设现代型国家，促进国家的进步，首先涉及到的便是国家整合问题，　这也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层面。　所谓国家整合（nationalintegration）， 即是将社会上不相属的各部分统合成为关系密切的一个整体。民族国家的建立，既是国家整合的目标之一，也是实现现代国家整合的基本方式之一。

　　在孙中山看来，中国最大的危机，便是“不合群”，呈一片散沙状态，缺乏内在的凝聚力，他说：“我们这种民族，处境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呢？用世界各民族的人数比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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