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展开地论述道：“凡立于一国之下，而与国家关系休戚者，则曰国民；立于一国下，而与国无关系休戚者，则曰奴隶。有国之民存，无国之民亡；有国民之国存，无国民之国亡。”“而凡可以为国民之资格者，则必其思想同，风俗同，语言文字同，患难同。其同也，根之于历史，胎之于风俗，因之于地理，必有一种特别的固结不可解之精神。盖必其族同也，夫然后其国可以立，可以固，不然则否。”文章特别举出德、意两国的历史来作为证明：“德意志之未建联邦也，各邦无所统一，群侮纷来，岌岌乎危哉，然其一战而霸，名振天下者则何以为之也？曰民族主义。伊大利之未建新国也，过罗马之故都，则禾麦离离，有不伤心者乎，然而三杰出，一统成，至今伟然成一强国者，则何以为之也？曰民族主义。”（注：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第1期，“论说”，1903年2月，第1、2、3、4页。）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理论上所受的直接影响，更多地来自19世纪下半叶德、意两国统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

　　余一的文章还认为，民族主义才是欧美列强立国之本，学习西方如果不抓住这个根本，就将是舍本逐末，一切都将落空。他写道：“今日欧美之*、教育、制度、军事，有所谓立宪*者，有所谓国民教育者，有所谓自治制度者，有所谓国民皆兵者，苟行之于非民族的国家则一步不能行，一事不能举。浅见之徒掇拾其一二新说，以矜矜自得，而不知本源之所在，耗矣哀哉！”（注：余一：《民族主义论》（续），《浙江潮》第2期，“论说”，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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