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不仅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这三大主张，并且不断对它的含义进行探索，提出不少高于时人的见解。就拿民族主义来说，当时许多人把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来，往往不加分辨地同时带来了浓烈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而对其他民族表现出很强的排他性，甚至不惜为了本民族的利益而损害以至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这就容易使民族主义演化成一种消极的以至有很大破坏性的错误思潮。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中，都可以看到存在这种明显的倾向。他们后来分别走上对外大规模侵略和扩张的道路，同这一点是直接有关的。

　　邹容的《革命军》，是一部充满爱国*的杰出著作，发生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在它的内容中也杂有不少狭隘民族主义的色彩。对国内，他写道：要“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对国外，他写道：“且夫我中国固具有囊括宇内，震耀全球，抚视外国，棱轹五洲之资格者也。”如果不是处在清朝统治之下，“吾恐印度也、波兰也、埃及也、土耳其也，亡之灭之者，不在英俄诸国，而在我中国，亦题中应有之目耳。今乃不出于此，而为地球上数重之奴隶，使不得等伦于印度红巾（上海用印度人为巡捕）、非洲黑奴。吁！可惨也！嘻！可悲也！夫亦大可丑也，夫亦大可耻也！”（注：《邹容文集》，第38、53页。）当本民族自身还处在外国压迫奴役下时，就已经想到：一旦解除了这种压迫奴役，就可以反过来压迫奴役其他民族，这正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学说中消极的以至反动的一面。当然，邹容那时是个18岁的年轻人，有些话可能只是一时的愤激之言，对他并不能苟求。

　　孙中山有着宽阔的世界视野，又十分重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一个异常突出的优点，就是十分注重民族平等，既不容许其他民族压迫和奴役本民族，也不容许本民族去压迫和奴役其他民族，而是提倡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合作。他的民族平等思想，越到后来越加明确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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