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创办的《浙江潮》第1期的社说《国魂篇》中说：“吾今言陶铸国魂之法，所当豫备者有三事：其一曰察世界之大势，其二曰察今日世界之关系于中国奚若，其三曰察中国今日内部之大势。”他们认为当今世界大势正处在帝国主义的时代，而帝国主义是从民族主义发展而来的，他们也把它称为民族帝国主义。
《国魂篇》还从经济上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写道：“帝国主义者，民族主义为其父，而经济膨胀之风潮则其母也。”（注：《浙江潮》第1期，“社说”，1903年2月，第12、13页。）这种认识，比梁启超又深入了一步。
既然今天的世界是处在各民族“生存竞争”的时代，既然西方列强的扩张是以民族主义为动力而今天的中国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怎样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才能把祖国从危亡中拯救出来？在留日学生这些刊物上，不少人提出的主张是要发扬民族主义，建立民族的国家。
《浙江潮》第1期和第2期，在“论说”栏中连载余一的《民族主义论》。这是一篇系统地论述民族主义的文章。这样系统的论述在以前还没有过，可见民族主义问题已越来越受到留日学生的重视，甚至把它看做一个民族处在竞争世界中求得自存的根本所在。这篇论文一开始就描述：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有一个正在席卷世界的大怪物，那就是民族主义。“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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