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中国人最早提到“民族主义”的，并不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而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他在《三十自述》中写道：“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注：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癸卯（1903年）本，第5页。）在《东籍月旦》中介绍日本出版的世界史著作时他又写道：“著最近世史者，往往专叙其民族争竞变迁、政策之烦扰错杂，已属应接不暇。”（注：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第775页。）这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来历说得很清楚。

　　梁启超明确地宣传“民族主义”的主张，是在他1901年为《清议报》第94、95册所写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他提出问题的着眼点，同样是要回答：在世界的激烈竞争中如何才能有效地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求得中国的生存。

　　他这样描写一百年来世界大局嬗变的趋势：“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专就欧洲而论之，则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之下半；民族帝国主义，全盛于二十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九世纪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剧之舞台也。”

　　他旗帜鲜明地写道：“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他认为：“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这就是“帝国主义之所以行也”。“今欧美列强皆挟其方刚之膂力以与我竞争，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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