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105页。）这倒是像严复所期望的那样从谈民族主义进而“期人人自立”了。但文章自进入具体论述如何新民的“大纲小目”时起，就只讲国家思想而不再讲民族主义。不久，他在《*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提出要区分“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他说：“吾中国民族者，常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民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本部属之诸族对于国外之诸族也。”这个解释有它的合理性，就是要求中国境内的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外来民族的侵略，并且同他前面所说的“中华民族”的含义也相呼应。但怎么把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分别清楚毕竟相当费事，特别当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浪潮汹涌掀起后，他就索性不再提民族主义。看来，他的基本思路和内心的顾忌和严复是一样的。
民族主义思想是梁启超首先倡导的，这面旗帜后来却被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越举越高，而同梁启超反而好像没有多大干系了。这种看来奇特的现象，只有放在20世纪初中国的复杂历史背景下考察，才能理解。
二、民族主义思潮在留日学生中逐步高涨，为中国同盟会提出民族主义纲领做了思想准备
尽管梁启超对民族主义问题谈得越来越少了，但近代中国社会的诸多矛盾中，帝国主义侵略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直是最主要的矛盾，因而民族主义思潮一定会在中国民众中高涨起来，这是任何力量都遏制不住的。作为一种思潮，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需要有一定学理的支持，特别是要能吸取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中的某些思想资料，因此它在作为向国内输入西方学理桥梁的中国留日学生中首先广泛传播开来，是毫不令人奇怪的。
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在甲午战争后才开始。那时，中国派驻日本的使馆在外交交涉中需用日本文字，就从国内招募少量使馆学生。“东京中国使署，特辟学堂，为教授翻译人材之用。”（注：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1页。）这是日本有中国留学生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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