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接受了“诸夏”的文化，久而久之，也就把它当“诸夏”看待，难分彼此。韩愈在《原道》中写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因此，“夷夏”的地位并不固定，是可以互相转换的。第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天下一家”、“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根深蒂固的观念。通常只是在民族冲突特别激烈的那些年代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观念才会突出地流传起来。平时，很少强烈地表现出民族之间的排他性。清朝入关之初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鼓吹的反满思想，到清朝统治逐步得到巩固后，在一般人心中也就明显地淡薄下来。这些，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有相当大的不同。
使中国人接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直接理论桥梁，是当时极为流行的、以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代表的社会进化论。《天演论》中宣扬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使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世界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中国人觉得不寒而栗，担心自己将因“优胜劣败”而被淘汰。出路在哪里？《天演论》开出的药方是“合群”。它写道：“人之有群，其始亦动于天机之自然乎！”“夫如是之群，合以与其外争，或人或非人，将皆可以无畏，而有以自存。”（注：《天演论》，《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44页。）严复在《天演论》的按语中并没有提到民族，更没有提到民族主义。但既然万事万物只有合群“以与其外争”才能“有以自存”，那么，中华民族是一个几千年来生活在同一区域内、有着长期经济文化交流而形成的自然群体，西方列强又是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侵略和压迫的，一旦民族覆亡，大家都成了“亡国奴”，个人的一切便都谈不上了。这样，人们自然会逐渐认识到：只有整个民族“合以与其外争”才能“有以自存”。这同民族主义思潮已只有一步之隔。
那时，中国人能直接阅读西文书籍的很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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