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他从西方民族主义学说中又接过来“民族的国家”的观念，写道：“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故能建造民族的国家声施烂然，苟反抗此大势者，虽有殊才异能，卒归败衄。”（注：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第517页。）

　　同一年，他还令人注目地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对这个重要提法，他并没有做什么解释和发挥，只是一笔带过。但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写道：“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类编》下，第7、29页。）看来，他是以“民族的国家”的观念为依据，把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总称为“中华民族”。

　　梁启超“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那时正风靡全国，受到人们普遍的仰慕。他发表的文章，对宣扬民族主义和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觉自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是，严复也好，梁启超也好，对民族主义中“宁粉骨碎身，以血梁地，而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那类内容不能不有相当大的顾虑，因为它存在一种危险，可以导致要求推翻清政府的“排满”主张。这使他们感到恐惧不安。特别当革命派人士借鼓吹民族主义来主张“排满”时，他们的顾虑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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