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他民族主义思想的最初表现。这个口号有它重大的缺陷：带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色彩。但当时的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正如湖南留日学生陈天华1903年夏在《猛回头》这本小册子中所说：“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注：《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因此，这个口号有着合理的内核：它要求人们首先集中力量进行反清革命，推倒这个卖国政府在中国的统治。这在当时的中国，确是抓住了救亡的中心环节。不推倒这个政府，任何根本性的改革都无法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是谈不上的。反满浪潮的高涨，从根本上说，其实只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和救亡运动高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它的出发点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正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根本的内容，尽管它的表述形式还很不完备，很不科学。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在1905年10月写下《民报发刊词》，提出：“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治化焉。”（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8页。）近代中国面对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民族独立、民主和民生幸福。孙中山这时提出“民族”、“民权”、“民生”这三大主张，正是从千头万绪的复杂社会现象中抓住了要点，提纲挈领地提出了近代中国需要解决的三个根本性问题，提出三者相互联系、不能缺少任何一个方面，并且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它。尽管他提出了问题却没有完全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但终究在中国人面前树立起一种新的目标，影响了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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