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由于好奇乃是人之天性，一般来说，异域与异质文化之间，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尽管彼此并不一定具有真切的理解。这种情况，在社会的巨大转型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18世纪，与中国对于西方的淡漠态度正好相反，欧洲却通过耶稣会教士带回的一鳞半爪，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刺绣、轿子、轿式马车，乃至折扇、绢扇和手绘墙纸，成为法国、德国宫廷和上层社会的时尚宠物，时人称之为“中国风格”和“中国趣味”。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一些决心冲破中世纪黑暗的思想先驱，力图从遥远的中国文化中寻求革新的灵感与*。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即曾指出：“欧洲的王室与商人，仅知在东方寻找财富，而哲学家则于此发现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作者主张，欧洲人对于中国“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应该模仿”。

　　这股“中国风”对于此后的法国大革命究竟具有何等影响？我们自然难以作过高的估价。但法国大革命，包括它的思想先驱伏尔泰诸大师，却对百余年后中国的辛亥革命产生过明显影响，本文就是试图从这个角度作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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