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人。他在《仁学》一书中慷慨陈词：“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夫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未为奇也。”(《仁学》卷下。)他给老师的一封信也断言：“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上欧阳瓣疆师书》三，《谭嗣同全集》，第303页。)及至戊戌变法失败，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对劝其走避的友人说：“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自古至今，地球万国，为民变法，必先流血。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谭嗣同始。”(《清国殉难六士传》，《知新报》第75册。)这种英雄气概，较之法国当年那些英勇就义的前辈，丝毫也不逊色。但谭嗣同认为中国人民的*觉悟，还未达到大革命时期法国人民的水平，因此，“与中国最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仁学》卷下。)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谭嗣同在现实*生活中的主张与实践，毕竟未能超越那一代先进中国人的水平。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对中国影响甚微，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人民尚不具备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心理态势。直到19世纪末年，作为维新变法的主要推动者，无非是一群刚刚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愧是社会精英，但却缺乏足够的新兴社会中坚力量作为依托，因此他们便不敢直接效法法国大革命的榜样。
君主专制主义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自然经济、宗法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宗法思想异常根深蒂固。与西欧国家不同，由父家长主义延伸形成的“定于一尊”与“大一统”思想，在中国长期被视为天经地义。与近邻日本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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