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页。),冯懋隆则在读《民约论》、《万法精理》等书之后改名自由,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这些情况都说明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对中国这一代革命家影响之深。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除各种进步报刊广泛宣传法国大革命及其思想先驱者外,还有许多译著书籍专门从事这方面的介绍与阐释。仅据张于英所编《辛亥革命书征》,即有《卢梭魂》(1905年)、《路索民约论》、《译文四种》(1903年,内有《法兰西人权宣言》)、《佛国革命战争史》(1903年)、《法兰西革命史》(1903年)、《法国第一次革命之风潮》(1903年)、《法兰西近世史》、《法国革命战争史》(1911年)等。此外,还有刘师培与林獬合著的《中国民约精义》(1904年),分上古、中古、近古3卷,从中国古籍中辑录“言民约者若干篇”,“证以卢税(即卢梭),考其得失”。这是沿用“西学中源”的手法,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某些相关言论来印证卢梭的学说,借以消除历时已久的“变夏从夷”的忧虑,加速引进法国民主革命思想的进程。
第二,纲领方面。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邹容在《革命军》中最先提出以“中华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名;其*体制设计虽说大多参照美国,但实际上还是以法国为原型。
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演说,更明确指出:“法兰西民主政体已经成立,……中国革命之后,这种政体最为适宜。”同盟会的纲领包括“驱除鞑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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