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中国，从总体上来说，对于遥远的西方世界是相当冷漠的，而冷漠则产生于隔绝与无知。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尽管震动了整个欧洲，乃至影响于美洲、非洲，但却对其时的中国并无任何触动。

　　直至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人们开始瞩目外在世界，而首先是着力了解西方。但在最初一段时间，却并不注意法国，法国和发生在法国的大革命，在中国人的“世界”中还缺少应有的位置。

　　影响甚大的魏源《海国图志》，以大量篇幅介绍英国，民主则推重美国，并且视瑞士为“西土桃花园”，而法国却受到无端冷落。

　　如果说，魏源从未走出国门，对外在世界的了解难免缺失，那么，此后曾经漂洋过海亲履欧洲大陆的人们，心目中又给法国何等位置呢？回答的声调仍然是低沉的。曾经先后出使法国的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连同曾任驻法参赞的黎庶昌，都仍然推崇“君民共主国政”的英国，或则把小国瑞士看作“无君臣上下之分”的理想国。尽管他们都肯定西方的议会*，但却只称赞“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而指谪法国议会“叫嚣之气过重”。(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在这些人当中，到法国次数最多的当数以写“八述奇”知名的外交官张德彝，特别是他第四次赴法逗留近一年之久；但在他的有关记述中，也只介绍拿破仑、拿破仑第三、普法战争、巴黎公社，而对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却很吝啬笔墨。

　　可以说，有很长时间，中国人（包括先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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