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上述一系列大事件后面的，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悄悄的变化。民族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年有了初步发展，新兴民族工商业者经过商会等社团逐渐组成为阶级，废止科举、大兴学堂、留学热潮，又造就了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正是这些新兴社会力量，如饥似渴地向国外汲取新知，以新的眼光审视上个世纪末的一系列事变，并且认真进行历史反思。义和团的笼统排外，特别是那些愚昧而又顽固的亲贵、大臣的反动守旧，固然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祸殃。就连曾经使人耳目为之一新的戊戌变法，它的失败也使人们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再寄予希望。随着清朝政府堕落成为“洋人的朝廷”，君主在人们的心目中日益失去尊严。章太炎居然敢于公开骂皇帝是不识五谷杂粮的“小丑”，而清廷竟为此向外国租界会审公堂控告一家民间报纸，这只能导致它的威信进一步低落。

　　于是，继续维持皇室地位的英、日君主立宪模式迅速失去吸引力，而美、法民主共和模式则日益增添光彩。

　　早在1901年，《国民报》即已公开宣传：“西谚有言：‘法兰西，革命之产地也。’今我中国二十倍于法，受祸之极亦数十倍于法。民权之运已渡太平洋而东，日本既稍受其福。我中国不愤不发，斯亦已耳；如睡斯觉，如梦新醒；于二十世纪而效法人十九世纪之所为。吾知风声所向，全球震惊，始而虎俄之专制为之倾覆，继而自由平等之实幸转移欧美。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于东方，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

　　此后，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增长，对这次革命的热诚仰慕者日益增多。进步报刊以大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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