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衰的契机。他们高兴地看到西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欣欣向荣，看到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深信“自由与公义”在二十世纪必将比十九世纪发达。而这种世界的变局又必然深刻地影响中国，“文明之潮流”和“进步之气运”将越过太平洋倾注于这个老大帝国，“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于东方，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二十世纪之中国》）但是“不竞争则不进”，光明的前途不会自行到来，必须靠“我同胞之国民”觉醒过来并奋起战斗。
革命派认为，“民族建国”是一个伟大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先结合“大群”；而为了结合“大群”又必须寻找一个“可以统一大群之主义”。这就是民族主义，或称为爱国主义、祖国主义。他们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努力发掘并宣扬那些曾经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凝聚、团结、鼓舞、振奋整个民族的经济、*、文化以至心理素质方面的各种因素，以此来唤起“我同胞之国民”的民族觉醒和爱国心。
用“寻根”式的方法，标榜华夏胤裔、炎黄子孙以激发民族感情，是当年革命派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重点之一。1903年夏天，在“排满”声浪日趋高涨之际，刘师培以“无畏”署名发表《黄帝纪元论》一文，力主以黄帝纪元来取代清朝正朔。他认为：“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为吾四百兆汉族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他毫不讳言这是学习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用以唤起同胞的民族自觉(《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几乎就在同时，《江苏》杂志第3期刊登了“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公开改用黄帝纪年。稍后，又有《黄帝魂》一书的辑录刊行和《黄帝传》在《中国白话报》的连载。广泛流传的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也高呼黄帝为“始祖公公”，并且较早地刊登了黄帝肖像。1905年，宋教仁即将此像采用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并撰写《纪年之意义》、《中国新纪年》等文章和书籍。黄节也在《国粹学报》连载《黄史》，力主“黄帝第一甲子纪年”之说。尽管当时人们对纪元起始时间众说纷纭，但是对民族祖先的景仰与缅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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