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些爱国志士决不故步自封和讳疾忌医，他们对故乡和祖国爱之深而责之切，因而勇于揭露乡梓之地的腐败落后以谋去故求新，他们最为痛恨的是臣服于中外反动势力暴虐统治的奴隶心理和奴隶状态，他们愤懑地抨击：“且也今日之中国，报馆有禁，出版有禁，立会演说又有禁，倡公理则目为邪说，开民智则诬为感人。坐是种种，而中国国民之种子绝，即中国人求为国民之心死。故父以戒子，师以率徒，兄以诏弟，夫妇朋友之相期望，莫不曰安分、曰韬晦、曰柔顺、曰服从、曰做官、曰发财。故卒举一国之人而无一不为奴隶，即举国之人而无一可为国民。”(《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他们认为，为了改变这种愚昧落后的状况，必须以祖国为“国民之田”，以如同孟德斯鸠、伏尔太、卢梭那样的有识之士为“国民之农夫”，以自由平等学说为“国民之种子”，著书立说，一倡百和，辛勤耕耘，才能收获丰硕的“国民之果”。

　　革命派把有无“国民”，看作是“二十世纪之一大问题”。他们说：“中国而有国民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气凌欧美，雄长地球，固可□足而待也。中国而无国民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所谓万劫不复是也。”（《说国民》）因此，他们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特别是对维护君主专制和宗法制度的封建纲常名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同时，他们还十分重视风俗习惯的改革，反对吸毒、缠足、纳妾、*等等颓风恶习，提倡文明、卫生、剪辫、易服等等新的风尚。他们的抱负是：“激来太平洋上之潮，洗净陈陈脑髓；树起昆仑山顶之旆，招归渺渺国魂，他日者，民德日新，百业蔚起，内足以巩国基，外足以御强敌。”(《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第1期。)一个由数亿健全国民组成的新中国，将以雄伟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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