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革命的夭折，辛亥国魂的陶铸不仅弱点甚多，而且其自身也流于半途而废。在帝国主义时代和半殖民地的国度里，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足够强大的思想武器战胜封建文化。他们在利用历史遗产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区别民主精华和封建糟粕，比较容易流于保守主义以至复古主义。譬如有些人就把已经长期为封建统治者所改造制作的孔学，毫无批判地看作是国学＝国粹＝国魂。这说明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和在*战线一样，也具有极为明显的妥协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曾经企望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所需要的精神文明，颁布了一系列进步的方针政策。如提倡德、智、体、美、世界观和谐发展的国民教育，命令剪除发辫，禁止鸦片、缠足、蓄娼、*、迎神赛会，革除陋俗恶习，并且在礼仪方面也作了若干必要的革新，这些措施都产生过良好的影响，但由于南京临时政府的迅速收场而未能认真贯彻下去，加以国民教育程度很低，特别是农村人口文盲极多，也大大局限了这些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效。及至袁世凯登台和各派军阀混战时期，各种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旧风习又复卷土重来，成为桎梏中国人民的层层精神枷锁。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后，在继续鼓吹民生主义的同时，曾经片面地认为只有振兴实业才是“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之大计”，并且宣言“十年不预*”，愿以在野之身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他除主张设立铁路公司以外，还兼任中华银行总董、铁路协会名誉会长以至永年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但曾几何时，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的枪声惊醒了“实业救国”的美梦。经过其后讨袁、护国、护法诸役相继失败的教训，使他深深感到：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来说，思想战线在任何时候都和*、经济战线一样重要，丝毫也不能忽视精神的作用。因此，他在1917年至1919年期间写成的《建国方略》一书，便把“心理建设”放在第一位，而把物质建设、社会建设（民权初步）放在第二位和第三位。孙中山说：“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这当然是颠倒了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过份强调了精神的决定作用。但是他渴望振奋全党革命精神，挽救名实已不相符的民国，并且进而建设适应世界潮流的新的精神文明，这种恳挚的心情则是应该给以尊重和理解的。
辛亥革命时期那一辈革命者，始终未能完成在中国建设新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艰巨任务，未能实现“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的良愿宏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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