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当资产阶级处于上升的革命的时期，它也深知建设新的精神文明的需要，并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4页。)因此，他们就必须从中外历史遗产中寻找“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须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可以说，二十世纪初年的国魂召唤，就是这种“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的一种表现。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这样弥漫海内外的革命鼓吹，没有这样广泛、持久、深入的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辛亥革命能够如此迅速地一举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东方第一个共和国，当年爱国志士的奔走呼号，慷慨陈词，以至他们的鲜血、生命、精神，都已经融铸到辛亥国魂之中。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代革命先行者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年革命派所宣传的国魂或爱国主义，其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只能是民族主义。他们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看待国内和国际民族关系，因此在狂热的“排满”宣传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大汉族主义以至种族复仇主义等消极因素。同时，他们所反复阐明的国民精神和国民道德，又是以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为依归，其终极目的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封建主义私有制。“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尽管在当时曾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归根到底无非是雇佣奴隶制的美丽外衣。他们真诚地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下的奴隶状态，但却没有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将是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奴隶状态。他们的国魂召唤声浪虽然极为壮美，但并不能为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真正的平等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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