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以后，《苏报》又刊登一则《中国四民总会知启》其附言特别强调：“本会既为地方议事所之先声，上海一埠为通商最盛之地，商家居位最繁。以各国由多数举代表人之例言之，凡我商人宜发爱国之热诚，本爱国之天良，届期多来，聚议办法，勿失体面为要。”这个通知虽然简短，却颇为形象地说明资产阶级人们思想意识的潜在变化。第一，他们已经感到自己力量的增强，因此提高了向社会说话的声调。仅据1908年《上海华商行名簿》记载，包括银行、钱庄、商店、工厂、交通等各类企业、店铺在内，总数已达10，534户，可见“商家居住最繁”一语并非凭空杜撰。第二，在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中，职业次第历来都是“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可是在发起组织“四民总会”的活动中，资产阶级人们却以“多数”和“代表人”的姿态率先登上舞台。这虽然未必就意味着他们要立刻抢居四民之首，但至少是已经不甘于忝居末座。第三，他们把“爱国热诚”、“爱国天良”作为商人“体面”维系的前提，这更说明他们已经初步意识到本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凡此种种，都使人感到，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在迅速萌发。

　　如果说，在拒法、拒俄运动中，踊跃参加的主要还限于上海地区的工商业者，那么到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爆发以后，则资产阶级已经在全国范围投入了反帝爱国运动，并且以抵制外货的斗争手段体现了极力维护国内市场的阶级特点。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么样，这场爱国运动最初是由上海商务总会发起的，在“以伸国权而保商利”的宣传鼓动下，21个通商口岸的商会立时响应，随即迅速扩展到全国许多中小城市以至某些商业发达的集镇（如盛泽、震泽等），资产阶级举起自己的旗帜，喊着自己的口号，通过自己的组织，掀起这场兼具经济和*意义的斗争。难道这样千真万确的事实，还不足以说明新兴资产者已经成为一股引人瞩目的阶级力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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