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篇通讯稿是否经过张玉法先生过目，但对照张氏提交会议的论文英文稿，以及我对会议讨论情况的回忆，它大体上是符合张氏发言原意的。报导中也有若干小的差错，这或许是通讯作者不甚熟悉中外史学界情况，也可能是出于手民误植，与张氏的论文和发言无关。同时，与会后其他台北报刊相比较，《中国时报》这篇报导除了在大小标题上显示其倾向以外，对双方发言内容的介绍尚属持平，这也是应该加以说明的。

　　在芝加哥会上，我对上述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即肯定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并且指出：我们与台北学者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估计不同，二是用于探究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方法论有异。现在，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从这两方面作一些具体的说明。

（一）

　　首先，谈谈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问题。

　　张玉法先生再三强调，你（指作者）自己也承认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幼弱，它怎么可能决定辛亥革命的性质呢？

　　是的，我从来都认为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幼弱，这个看法似乎与某些西方学者以及我国台北学者比较接近。但是，我一向又认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尽管幼弱，它的发展程度却已经足以从根本上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性质，这个看法则又与张玉法诸先生相去甚远。

　　是我的学术观点自相矛盾或逻辑混乱吗？不是。道理很简单，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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