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迅速促进了商业——国内市场的发展，而作为近代金融枢纽的银行也应运而生。但此文只举中国通商银行一例，则为其美中不足之处。实际上，当时除大清、交通两个国家银行以外，商办或官商合办的银行还有浙江兴业、浙江实业、四明、信成等行。据1973年中国银行所编《全国银行年鉴》统计，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宣统三年（1911），先后共设立银行17家。此外，还有为数多、遍布于通都大邑以至中小县城的钱庄，也越来越卷入近代金融业务，与国内外贸易及工矿交通运输业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关于银行、银号、钱庄的情况，可以参见：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1947年银行学会编印）第1-52页。《民国上海县志》卷六商务下，金融机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编《浙江财阀》（1929年版）第35-47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1960年版）第593-595、730-757页。)
去年，曾在武昌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除张国辉先生这篇论文外，还有经济史知名学者汪敬虞先生的《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和丁日初《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皮明庥《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商团》、邱捷《广东商人与辛亥革命》、黄逸平《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作用》等文。会议前后，陆续在各报刊上发表的，还有段云章《关于资产阶级革命派阶级基础的几点探讨》、鲜于浩《试论川路租股》、邱捷《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等颇有新意的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以大量原始文献和社会调查资料为依据，从不同地区、不同侧面深入剖析探讨，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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