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二十世纪初年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并且确曾在辛亥革命运动中间起过明显作用。应该指出，张玉法先生所用以否定或贬低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主要论据，大多引自某些西方学者在七十年代初甚至六十年代发表的论著，但却对近年来国内学者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还缺乏足够的了解。我赞赏美国高慕轲教授（Michcel Gasster）最近的说法：中国学者应该进一步了解西方学者观点，西方学者也应该注意中国学者新的进展，并且对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问题重新加以探讨。我认为，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一些学术见解和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学者是有启发的，应该认真加以考察和借鉴。但是，我也不能不坦率地说，作为外国人，有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国情多少有些隔膜，因而有些结论难免流于武断和粗疏；需要商榷之处颇多。
曾经听到一种说法，中西学者之所以对当时资产阶级有不同的估量，似乎仅仅由于西方学者用的是“资产阶级”的小概念或狭义概念，而我们用的是“资产阶级”的大概念或广义概念。我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有的西方学者不仅使用概念过窄，而且对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状况缺乏真切的了解。譬如有的西方经济史学者认为，当时上海资产阶级的经济影响不能超过长沙以远。正是这个结论，曾使白吉尔夫人怀疑，“实力雄厚、阶级意识强烈”的江浙资产阶级，是否能够代表整个中国资产阶级？其实，历史本身已经作出回答：长沙决不是江浙资产阶级经济势力及其影响的边缘。以先后创办过通久源纱厂、天一垦务公司、龙章造纸厂、华兴水火保险公司、四明银行等企业的上海大资本家严信厚、严子均父子为例，他们“在上海、北京、天津、河南、汉口、广州、福州、香港、汕头、厦门、杭州、宁波等地都办有很大的商务事业。”再如李厚□、朱志尧、许鼎霖等著名资本家，他们的企业活动也扩展到华北和东北。又如1910年上海发生金融恐慌，竟使川路公司损失股款银140万两以上，加速了保路风潮的突飞猛进。及至1911年夏秋之间，张謇以沪、津、粤、汉四地商会公推代表名义，赴京与美国“东方商团”谈判，积极筹划合办中美银行（资本一千五百万两，中美各半）、太平洋轮船公司（华资过半）以及开发东三省等重大项目，更说明江浙资产阶级已经在全国资产阶级队伍中具有领袖群伦的地位。因此，如果把上海资产阶级完全当成“舶来品”，并且与内地资产阶级割裂开来，那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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