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情况说明，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确实存在着一个作为新兴社会集团的民族资产阶级。但问题并非到此为止，因为张玉法先生还以某些西方学者的结论为依据，认为当时资产阶级“没有形成一股阶级的力量”。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到底“形成一股阶级的力量”没有？这也需要用历史事实来回答。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前后连续的群众运动，其中规模较大和影响较大的有：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矿权运动、国会请愿运动，以及直接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保路风潮等等。这些运动是在古老中国逐步迈入近代的前进步伐，同时，它们也记录了资产阶级成长觉醒的轨迹。

　　讲到资产阶级的觉醒，人们便不免想起上海的张园。我曾说过：“上海张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晴雨表，也是江浙资产阶级初期*活动的一个重要会场。”自从1900年自立会在这里举行“国会”以来，爱国人士在张园的集议几乎是连绵不绝。但资产阶级的大批到会，则应以1903年春的拒法、拒俄运动为发端。

　　在这年4月27日的《苏报》上，曾刊登过一篇题为《记两粤绅商在广肇公所会议广西事》的“时事要闻”。记者报导说：4月26日，旅居上海的两粤绅商到广肇公所讨论有关拒法事宜，“约期一点钟聚议，贴长红在公所门首，标明其事，于是粤东商家，源源而来，座为之满。……演说未半，惟时来者益多，亦有不甚详其所以然者，但知同（用）心听讲耳。忽公所首事某等，特出告白一纸，大意谓公所乃为广肇两府商务而设，国家大事不得干预云云。阅者益知所讲演系国家大事，无不乐于襄助，来者愈多，庭户几不能容。就中激烈之士，闻演说已义形于色，忽闻首事有不得干预国事之说，遂群起大哗，痛诋董事无爱国心，不顾大局，压制国民，妄施手段，无不欲赠以老拳。幸得和平诸公曲为排解，首事自如失言，遂避去。演说既竟，人皆知广西事即广东之事，救广西即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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