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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与传统文化资本的初始陨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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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5: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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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3]薛福成的卫道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4]王韬则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5]但从他们大量的奏议及其与顽固派论争中可以推论，洋务派所崇奉的中学与整体的儒学事实上并不相等，至少，在儒学各派别中，他们是有所倾向的。突出的表现是其对愈来愈狭隘的科试内容的不满。
科举系于皇朝利益，故此，科试内容完全随皇帝意旨不时调整。如“乾隆二十二年以前，除考四书文和经文外，兼考论、表、判等，其中论题均选自朝廷支持的宋朝程朱理学”，但乾隆二十二年后，“与实际的行政事务较有关系的表、判的考试题目停止了”，“乾隆五十八年以程朱理学为内容的论题也停止了”。再如“策问”一场：“康熙三十八年（1699）‘策问’还包括一些现实问题，如吏治和河工”，“但18世纪末以后，策问改为讨论哲学问题”。到19世纪下半叶，科试内容只剩下时文、诗赋、小楷这些与实际毫无关联的东西，且“考官一般只注重形式”。[6]
对这一项士子们一向不敢妄议的“成法”，洋务派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就明确指出：“……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7]后光绪五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奏折中措辞更为激烈、直接：“然今日之时文、诗赋、小楷，人皆知其无用而不敢轻议”。[8]洋务派对“虚”文的大加鞭挞从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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