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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与传统文化资本的初始陨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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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5: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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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认为，与外国交涉，“必先识其性情”，因此请“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11]得到皇帝谕准。同治元年（1861）京师同文馆成立。后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也相继奏请设立。
但科举对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垄断（也有“异途“出身的士子，然其社会地位较低，特权也小，因此很受歧视。[12]）使得士子把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压在了读书应试上。因此，为招揽学生，同文馆不得不联系科举，实行了科名奖励制度。这固然还不算先例，在乾隆二十二年俄罗斯馆就已实行，但后有改动，致使 “升途稍隘，而学习者渐不如前”，因此奕訢等请准仍“照旧例办理”。[13]
科名奖励制度还未触及到科举仕进本身，这使学习“夷语”虽然受到士大夫们的鄙弃，但终未受到大的阻碍。然而，自强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使洋务派的取才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翻译人才的培养上，恰恰相反，这只能是第一步。在创办军工企业、仿造轮船的过程中，洋务派很快意识到“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工夫，即习学皮毛，仍无俾于实用”， 因此上奏请准添设一馆，专习天文、算学。且不止于此，还要延聘西人为师，又虑及学生“年幼学浅，于汉文文义尚难贯串……只以功力分用，速效难期，若再讲求天文、算学等事，转恐博而不专”，于是把眼光对准了已仕的士子，“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14]入馆学习。
科甲正途官员接受天文、算学的教育，意味着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将不再纯粹，而是有了西学文化资源的加入，这立即给崇奉传统文化资本的绅士们带来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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