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山东巡抚丁宝桢的信中，也谈到同样的观感。1887年3月24日，慈禧在召见即将去欧洲赴任的驻英法钦差大臣曾纪泽时，谈到各地的教案和洋人的无理，表示“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而李鸿章在1885年10月17日致曾国荃函中，则透露了清廷内部的政见分歧：“在京勾留两旬，召对五次，慈圣与醇邸有意改革，诸臣墨守旧规，不足振兴。”李鸿章是个洋务大员，当然是以洋务派的眼光审视清廷，对清廷内部各派动向，自然十分敏感。他把慈禧与守旧诸臣分别出来，说她“有意改革”，决非偶然。
慈禧同道光皇帝不一样，她不仅有采纳西方技术加强清政府统治力量的大胆想法，而且把这种想法付诸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在慈禧的支持下开展起来的，也是在她的支持下才得到一些发展的。
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在汉族官僚集团和他们满洲贵族的支持者中，就兴起了一股“洋务热”。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集中一批中国有名的科学家“试造洋器”，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制炮局，学制新式的大炮和炮弹，这些虽然都不是或不完全是近代化的军事工业，却都是“师夷长技”的初次尝试。从1865年起，近代化的军事工业陆续开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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