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上述情况下，各地督抚乃秉承清廷旨意，继续推行洋务事业，诸如铁路、电线、邮局、纺织厂、内河轮船总局（１8８９年）、铸钱局（１８９７年）以及各种矿产的开采等等，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至于蚕丝学堂、农务学堂、陆军学堂、铁路学堂等的设立以及留学生的派遣，在规模上均大大超过战前的水平。而原来的洋务企业，如漠河金矿、开平煤矿等厂矿的机器仍在运转，规模还有所扩大，这些均是无可辨驳的事实。如果说，甲午战争的失败果真是导致洋务运动“彻底破产”的话，那就不仅仅是战前的洋务企业毁灭殆尽，靡有子遗，战后也不应再有新的洋务企业出现，才符合这一提法的本意，可是揆诸史实然相反，这样的结论又怎能自圆其说呢？ 

　　第二，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兴办洋务之志，不仅没有衰退，而且有所发展和深化。 

　　李鸿章是晚清洋务派中的巨擘，张之洞则有后来居上之势。他们所主张的向西方学习兴办洋务的思想，皆未因甲午战争之败而有所改易。相反，却因战败的挫折在认识上有了进一步进展。 

　　１８９４年４月１７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后，４月２０日即将谈判过程奏报清廷，他以战败获罪之身和愧疚惭悚的心情向光绪帝恳切陈辞说：“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２７］在这里，他提出了“变法求才”、“百强克敌”两项建议，前者乃是手段，后者方是目的。可是，既然要“变法”就不可能再局限于一般性的开矿设厂、购舰造炮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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