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于《马关条约》签订后，也立即上奏清廷，陈述时局艰危“力图补救”之策。他提出了“练陆军”、“练海军”、“造铁路”、“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之所”等九项措施，［２８］其中“广开学堂”和讲求“商务”、“工政”都是具有“变法”思想的举措。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张之洞的上述建议并没有超出洋务运动的范畴。甚至１９０１年，他和刘坤一联合所上的《江楚会奏三折》，虽然在内容上又有不少新的建议，也没有背离洋务运动的基本性质，只是有所深化而已。 

　　由于上述原因，李、张二人对于戊戌变法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李鸿章还辗转托人转达慰问之意，教以“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２９］等语。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值得奇怪，因为客观事物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人们的思想认识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一成不变。何况李、张等人都是属于能够接受新事物的人。例如张之洞最初是一个思想比较保守的官僚，后来则能变为一个坚定的洋务派，还与维新派有所接触。梁启超论及此事时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３０］所谓“稍稍和之”，乃是一种十分谨慎和有分寸的用词，即认为李、张二人只是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之内对维新变法之事表示赞赏和同情，而在国家政体的改革等重大问题上则有所保留和反对。尽管如此，这也充分表明李鸿章、张之洞的洋务思想均比甲午战前有所发展。否则的话，就不可能对戊戌变法“稍稍和之”了。这也证明洋务运动不可能也没有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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