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上述目的，以奕訢、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台湾西学堂、珲春俄文书院、湖北自强学堂等外国语学校，教学西文。清政府还不惜重金，聘用洋人教习语言文字。

从上述学校办学的目的、任务、授课内容以及学生的出路等方面可以看出，这类学校的性质应该说是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封建的民族教育，而不是买办教育。它们的创设虽然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但无疑对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有利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了中国人民不愿当亡国奴的民族愿望。

至于这类学校聘用洋人执教，也是当时情势所迫。在中国人对外国情形和语言文字“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为了培养本国的外语人才，聘用洋人也还情有可原，对此不应苛求。问题的关键在于聘用这些人以后对他们采取什么政策。当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码推荐在华传教士包尔腾充任同文馆教习时，奕訢向他事先声明：“只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5］1863年广州同文馆开始筹建时，清廷上谕再次强调：“惟该馆学生专习外国语言文字，不准西人借端影射，将天主教暗中传习，该抚仍当随时稽察毋令滋弊。”［6］奕訢也曾说明：“雇觅洋人，不过与之讲究其法，并奏明不修弟子之礼。”［7］雇用洋人说明这类学校对外国有一定的依赖性，但只是在无可奈何时采取的权宜之计。奕訢曾为此具奏说明这一观点：“招考天文、算学，请用洋人，原欲窥其长短以收知彼知此之效也。并以中国自造轮船、枪炮等件，无从入手，若得读书之人旁通其书籍、文字，用心研究，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自相授受，并非终用洋人。”［8］奕訢上述这段话还说明了学习西文不但是外交活动的需要，而且也是“中国自造轮船、枪炮”的需要，是将来“自相授受”西艺、西文的需要。

学习西艺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自强”。李鸿章认为：“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况彼之有是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制于百数十年间，而侵被于中国已如是之速。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　不能攘夷而自立耶？”［9］监察御史陈廷经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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