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根本性的问题，意义是不一般的。张树声很重视学校教学，他指出，“西学入门，层累曲折，皆有至理，不从学校出者，大抵皮毛袭之，枝节为之，能知其所当然，不能明其所以然也。”［51］然而他的认识并不停留于此。他更强调“驾驶之材（人才），虽始于学堂，而必成于练船。”［52］所以他在两广任上很注意水师学堂学生的实际训练，为学生准备了“考证”设备和训练场所。左宗棠也很重视马尾船政学堂学生的实际锻炼。张之洞对于发明创造等实践也予以鼓励，他在山西巡抚任上曾规定“如有试造新式各器，不得吝惜工料”［53］。李鸿章也要求学生联系实际。例如，他写信给容闳等人说：“如出洋学生内有颖异可造之才，望送入矿务学堂，先穷究其理器，一二年后再令游览美国五金矿所，或暂充工役，或随同研究，必然能辨识地产之有无厚薄，机器之如何用法，融会贯通。”［54］
总之，洋务派关于教育改革的方法、原则的论述以及对教育规律的探讨，对于正在摸索中的中国近代教育的创立和发展是有进步意义的。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所提出的原则往往不能贯彻到底。洋务运动既是一种变革实践，也是一种社会思潮。在这股思潮中，洋务教育，特别是留学教育，起了推波助澜的历史作用。洋务教育不仅引进了西方科学技术，而且对西方先进的*思想的传播，也起了桥梁作用。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4页。
［2］［3］［4］［5］［7］［8］［11］［16］［17］［18］［19］［22］［27］［30］［32］［34］［38］［42］［46］［47］［4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139-140、7、７、36、36-37、24、28-29、30、36、50、25、460-461、569、569、207、23、569、22、32、207页。
［6］［15］［3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4、卷82、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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