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近代化学校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出现以后，就对科举制度和传统思想进行了猛烈冲击，新式的洋务教育与旧制度、旧思想发生了很大的矛盾。教育改革遭到了顽固派的抵制和反对，洋务派与顽固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持续了30多年，主要焦点是要不要采用西学，要不要改革科举制度。

顽固派向来认为采西学、办洋务是离经叛道、伤风败俗的事，特别是1866年同文馆增设科学馆，从正途出身的中小官员中选拔天文、算学学员这一决定，使矛盾更加激化，争论很快达到高潮。顽固派认为这事有伤国家的*体面，与士习人心大有关系，坚决进行阻挠。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籍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16］当这一议论受到上谕批驳之后，大学士倭仁便亲自出马，要求“立罢前议”。他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如天文、算学必须讲习……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同文馆延聘夷人教习正途一事，上亏国体，下失人心……转致于人才政体两无裨益也。”［17］倭仁的言论一经流传，“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竟然使得不再有人去总理衙门投考了［18］。顽固派纷纷陈词，他们有的说此事“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而必欲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19］有的说：“事事师法西人，以逐彼奇技*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20］有的攻击洋务派是洪水猛兽，乱臣贼子，指名攻击洋务“专以用夷变夏，破坏中国数千年相承之治法。”［21］他们拒绝西方的一切东西，反对中国的任何进步，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最腐朽、最反动的*势力，是中国社会进步以及科技、教育发展的最大障碍。

以奕訢、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能够认识到中国落后，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比较讲究实际，是封建统治阶级中较有远见，较为开明的一部分势力。他们从今文经学派经世致用、格物致知出发，运用儒家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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